加拿大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不过始于 1931 年。这个年轻的国家是个标准的多元文化社会，除了原住民与英法殖民者的文化，近五分之一的国民出生于外国，是世界上种族和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之一。
2003 年，我获得了索韦学者（Sauvé Scholars）计划奖助，在加拿大东岸的蒙特娄担任一年的访问学人。一共十四位来自非洲、亚洲、美洲、欧洲不到三十岁的记者和 NGO 工作者，同住一栋百年历史的宅邸，除了在麦基尔大学上课之外，大伙
一起做计划、互相学习、办沙龙论坛。在重视多元与包容差异的前提下，此计划最后选入了我这位台湾人和另一位中国人。我在前往蒙特娄的那一刻，除了几次在中国做专题的机会，并不真的有过中国朋友。现在回头来看，在蒙特娄生活，有一位中国室友陪伴，可以说是我认识中国的起点。
我们这个计划因为创新有趣，吸引了《纽约时报》前来报导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记者直白地在文章里写了“这个中国男人与台湾女人能共处吗？”（Would the Chinese man and the Taiwanese woman get along?）
《纽时》记者的好奇与提问，不是没来由的。那些年两岸氛围是紧张的，1996 年和 200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，“中共的文攻武吓”让台湾曾有一波移民加拿大的热潮；2004 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里，陈水扁提出公投案，更让两岸局势急冻长达一年，包括中共军机屡次跨越台海中线。别忘了，迟至2008年底，两岸才开始正式实现直航，也就是说，1996 年到 2008 年这十二年间，台湾和中国大陆才开始从陌生、试探到接触。
在访问学人的那段日子里，有机会接触到不少加拿大政治、经济、学术方面的领袖，他们对中国大陆充满好奇，像是要解开一个神秘的国度般，用尽全力探索、理解、拥抱，几乎不设限。以我所在的麦基尔大学为例，接触过的人类学系、法律系的教授们都有中国田野的经验，累积了不少对中国社会文化制度的书写。
但促成加拿大与中国之间密切交流的背后原因为何？在《大熊猫的利爪：中国如何渗透、影响与威吓加拿大》这本书里，有四十年新闻工作资历，在香港驻点过，对台湾和中国大陆有深入了解的文达峰，深刻梳理了加中两国长达一百五十年的交往脉络。
这本书清楚点出加中的关系，截然不同于欧洲列强在十九世纪，对中国施加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占领，也不同于美国在二十世纪，把中国视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份子而加以围堵。加中两国的互动源自加拿大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，把中国视为一片需要被基督教拯救的苦难大地。
从 1850 年代左右数百位华人为参与淘金热，从美国加州北上；接着在 1880 年约有 17000 名中国人为了生存，来到英属哥伦比亚定居。书中提及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承包商偏爱雇用华人，给华人每日一加币的工资，是白人、黑人、原住民工人薪水的三分之一。但同时，1880 年开始，数以百计的加拿大传教士前往中国内陆，他们自认去拯救中国人的灵魂，甚至传教士待了好几代，历经义和团之乱、清国的覆灭、军阀乱斗、日本入侵中国、国共内战。
作者以时间为座标揭开加国与中国的关系，特别是在国共内战时因为厌恶贪腐国民党的恶行，加上政治立场属中间偏左的基督信仰，使得富有战斗精神的传教士和他们在中国长大的子女，将友善中国、改变中国，实践一个公平自由人权的国度作为目标；这个以信仰开端的责任感，随着熟悉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传教士之子，绵延地影响了加拿大官方及民间社会，型塑了日后加拿大对中国的政策。最显着的例子是，加拿大在 1970 年 10 月 13 日与中共政权建交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；这个建交不但开启了美国等十一个西方国家与中共的谈判，也结束了中国的外交孤立。1971 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夏天造访北京，接着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直到 1979 年美国与中共建交，与“中华民国”断交。加拿大的脚步足足早了美国九年。
可以说，在冷战局势下，在中国因文化大革命（1966-1976）被世界孤立之际，透过传教士长年的情感积累，加拿大帮助了中共与世界破冰。两国建交初期，几任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，都是传教士之子；两国的建交提供给各国与中国交往的框架，帮助中国加入联合国、国际货币基金、世界银行等重要组织。
来源：上报
注：本文部分涉及主权的内容做了些许修改。本文立场不代表本博立场。
2003 年，我获得了索韦学者（Sauvé Scholars）计划奖助，在加拿大东岸的蒙特娄担任一年的访问学人。一共十四位来自非洲、亚洲、美洲、欧洲不到三十岁的记者和 NGO 工作者，同住一栋百年历史的宅邸，除了在麦基尔大学上课之外，大伙
一起做计划、互相学习、办沙龙论坛。在重视多元与包容差异的前提下，此计划最后选入了我这位台湾人和另一位中国人。我在前往蒙特娄的那一刻，除了几次在中国做专题的机会，并不真的有过中国朋友。现在回头来看，在蒙特娄生活，有一位中国室友陪伴，可以说是我认识中国的起点。
我们这个计划因为创新有趣，吸引了《纽约时报》前来报导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记者直白地在文章里写了“这个中国男人与台湾女人能共处吗？”（Would the Chinese man and the Taiwanese woman get along?）
《纽时》记者的好奇与提问，不是没来由的。那些年两岸氛围是紧张的，1996 年和 200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，“中共的文攻武吓”让台湾曾有一波移民加拿大的热潮；2004 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里，陈水扁提出公投案，更让两岸局势急冻长达一年，包括中共军机屡次跨越台海中线。别忘了，迟至2008年底，两岸才开始正式实现直航，也就是说，1996 年到 2008 年这十二年间，台湾和中国大陆才开始从陌生、试探到接触。
在访问学人的那段日子里，有机会接触到不少加拿大政治、经济、学术方面的领袖，他们对中国大陆充满好奇，像是要解开一个神秘的国度般，用尽全力探索、理解、拥抱，几乎不设限。以我所在的麦基尔大学为例，接触过的人类学系、法律系的教授们都有中国田野的经验，累积了不少对中国社会文化制度的书写。
但促成加拿大与中国之间密切交流的背后原因为何？在《大熊猫的利爪：中国如何渗透、影响与威吓加拿大》这本书里，有四十年新闻工作资历，在香港驻点过，对台湾和中国大陆有深入了解的文达峰，深刻梳理了加中两国长达一百五十年的交往脉络。
这本书清楚点出加中的关系，截然不同于欧洲列强在十九世纪，对中国施加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占领，也不同于美国在二十世纪，把中国视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份子而加以围堵。加中两国的互动源自加拿大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，把中国视为一片需要被基督教拯救的苦难大地。
从 1850 年代左右数百位华人为参与淘金热，从美国加州北上；接着在 1880 年约有 17000 名中国人为了生存，来到英属哥伦比亚定居。书中提及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承包商偏爱雇用华人，给华人每日一加币的工资，是白人、黑人、原住民工人薪水的三分之一。但同时，1880 年开始，数以百计的加拿大传教士前往中国内陆，他们自认去拯救中国人的灵魂，甚至传教士待了好几代，历经义和团之乱、清国的覆灭、军阀乱斗、日本入侵中国、国共内战。
作者以时间为座标揭开加国与中国的关系，特别是在国共内战时因为厌恶贪腐国民党的恶行，加上政治立场属中间偏左的基督信仰，使得富有战斗精神的传教士和他们在中国长大的子女，将友善中国、改变中国，实践一个公平自由人权的国度作为目标；这个以信仰开端的责任感，随着熟悉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传教士之子，绵延地影响了加拿大官方及民间社会，型塑了日后加拿大对中国的政策。最显着的例子是，加拿大在 1970 年 10 月 13 日与中共政权建交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；这个建交不但开启了美国等十一个西方国家与中共的谈判，也结束了中国的外交孤立。1971 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夏天造访北京，接着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直到 1979 年美国与中共建交，与“中华民国”断交。加拿大的脚步足足早了美国九年。
可以说，在冷战局势下，在中国因文化大革命（1966-1976）被世界孤立之际，透过传教士长年的情感积累，加拿大帮助了中共与世界破冰。两国建交初期，几任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，都是传教士之子；两国的建交提供给各国与中国交往的框架，帮助中国加入联合国、国际货币基金、世界银行等重要组织。
来源：上报
注：本文部分涉及主权的内容做了些许修改。本文立场不代表本博立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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